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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银行履行主要义务后,借款人和保证人能否以签章不真实为由主张合同不成立?
来源:杭州律师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8-1 9:39:43 点击数:

《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可见,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各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十分重要,直接决定合同是否成立。但从本质上讲,签字盖章只是形式问题,判断合同成立与否应探究当事人之间有没有就合同约定的各项事实达成真实的意思合意。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经自愿、充分的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仅仅只是合同没有签章或者签章不真实,不能否认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的事实。


同理,在借款关系中银行已经履行了放款、承兑等主要义务,借款人也已自愿履行了缴纳保证金、支付利息等部分义务之后,借款人、保证人仅以合同签字、盖章不真实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致使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的,法院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1、2012年1月10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与鑫贵成公司签订《(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同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与姚某、李某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授信合同项下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本金余额不超过5000万元。


2、2012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额度3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合同》,约定在汇票签发前鑫贵成公司应在指定的保证金专户内存入1500万元的承兑(质押)保证金。同日保证金汇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按约承兑,由于鑫贵成公司未按期交存票款,银行将保证金专户中的1500万元保证金及1233432.31元予以扣划。


3、2013年1月7日,双方签订额度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1月8日,双方在借据上签字盖章确认,同日银行发放贷款。截止到5月20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共扣划利息共770199.56元,从5月21日起,鑫贵成公司未再支付利息。鑫贵成公司尚有29989293.04元本金未偿还。


4、另查明,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除案涉争议合同之外,双方曾签订多份汇票承兑合同和贷款合同,双方均按约履行各自义务。鑫贵成公司开户时的预留印鉴是: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姚某个人章。2012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某,2012年2月20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并延续至今,但未办理留存印鉴变更。


5、原告重庆银行贵阳分行起诉被告鑫贵成公司,诉请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一审贵州省高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保证人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以案涉合同的签字、盖章不真实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不承担保证责任。二审最高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点

最高法院在本案的裁判中不拘泥于合同的形式问题,而是直接从合同的实质,即银行和借款人是否就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达成真实的合意,是否已经自愿、充分的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切入,同时结合保证人李某与银行签订保证合同,李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应当对汇入公司账户的借款不知情等因素。认定保证人李某仅以案涉借款合同的签字、盖章不真实为由,主张借款合同无效,并进而达到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的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本案中,法院认定银行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包括:1、按约在总授信合同框架下与借款人签订一系列承兑合同、贷款合同;2、按约承兑出票人签发的汇票;3、按约足额发放贷款等。借款人已经履行的部分义务包括:1、按约缴纳承兑(质押)保证金;2、支付部分借款利息等;3、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等。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银行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的真实性。


实务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结合本案的判决,我们对最高法院作出的不能仅以签章不真实为由否定借款合同效力的裁判观点梳理如下,以供实务参考:


1、虽然最高法院认为不能仅以合同签字、盖章不真实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但是法院作出该判决的前提是银行履行了主要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义务,借由这些辅助性事实可以认定存在形式瑕疵的借款合同符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当成立并生效。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合同都能依靠这样的路径解释出实质上的有效性,由各方当事人真实的签字、盖章才是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能够成立并生效的常态,缺少当事人签章或者签章不真实却承认合同的有效性只能是当中的少数和例外情形。结合本案的情形,就要求不论是银行还是借款人都应当从一开始就注重合同的形式合理性,防微杜渐。


2、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应要求借款人签字并盖章。盖章应当与公司事先在银行留存的印鉴一致,签字应当由能够代表公司对外行使缔约权的个人签署。这里的“个人”一般是指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由总经理、董事长担任)或者经公司授权的其他人,这又要求银行在放贷前应查阅并留存公司就本次借款作出的公司决议和授权行为的证明文件,至少证明银行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3、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应当及时到工商局、银行等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本案中涉案公司经历了两次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但都未到银行变更预留的法定代表人个人印鉴,存在极大的风险。实务中有相当多的案件,因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没有及时到工商局、银行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已经被撤换的法定代表人恶意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借款合同,进行重大资产交易,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因此产生的纠纷和损失最终都将由公司买单。


相关法律法规

《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法院判决

以下是本案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最高法院就案涉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论述: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的主合同包括《总合同》、《承兑合同》以及《贷款合同》,(2011)年(重银黔保)字第135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从合同。李杰称鑫贵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李超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贵州鑫贵成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1)年(重银黔保)字第135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核保书》中姚李超的签名也是不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李杰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总合同》、《承兑合同》以及《贷款合同》上均加盖了鑫贵成公司公章,鑫贵成公司原审中虽提出上述合同上鑫贵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但并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后,鑫贵成公司未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上述合同成立并生效。

第二,《总合同》、《承兑合同》以及《贷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一)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与鑫贵成公司在《总合同》签订后,分别于2012年1月11日、2012年3月19日、2012年7月17日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重银黔承)字第0051号、第0469号以及(2012)年(黔三承)字第0016号的《(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上述承兑汇票垫付款都已结清。(2012)年(重银黔承)字第0051号、第0469号《(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均载明是根据《总合同》的约定签订。原审中,鑫贵成公司虽称对上述三份承兑合同均不知情,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而在二审中,鑫贵成公司又表示,其曾经使用过一笔贷款(3月19日)且已经归还。李杰主张姚李超未签字,《总合同》未成立生效的说法不能成立。并且,李杰自2012年2月20日即开始担任鑫贵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延续至今,其称对《总合同》项下发生的银行承兑汇票及贷款情况均不知情,亦与常理不符。(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与鑫贵成公司签订《承兑合同》后,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依约签发了以鑫贵成公司作为出票人的3000万元的汇票并履行了承兑、付款义务。鑫贵成公司虽称对于该合同的签订履行并不知情,但在合同签订同日,鑫贵成公司即依约将1500万元保证金存入其在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的保证金专户,实际履行了《承兑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鑫贵成公司认可该保证金帐户为鑫贵成公司帐户,且认可在其与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的授信业务中曾使用过该帐户,虽称该1500万元款项并非鑫贵成公司打入,但未能对该1500万元款项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对于鑫贵成公司所称其对《承兑合同》的签订履行均不知情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与鑫贵成公司于2013年1月7日签订《贷款合同》,同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将3000万元贷款发放至合同约定的鑫贵成公司8601040014792账户上,履行了《贷款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本案证据材料显示,鑫贵成公司总经理李力曾于2012年9月19日向该账户打款70万元,二审庭审中,李力亦对此事实表示确认。鑫贵成公司辩称其对该8601040014792账户并不知情,与上述事实相互矛盾,对于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贷款发放后,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从鑫贵成公司帐户上扣划款项偿还部分本金及利息。

根据以上事实可知,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已经履行了《总合同》、《承兑合同》、《贷款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鑫贵成公司也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鑫贵成公司的公章以及姚李超的签章的真实性如何,本案所涉主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鉴于此,对鑫贵成公司公章进行鉴定并无必要,原审法院对鑫贵成公司的鉴定申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第三,本案中,为保障《总合同》的履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与锅泥沟煤矿、蒋晓帆、姚李超、李杰、李力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与蒋晓帆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并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李杰所称《总合同》未成立生效的说法与上述一系列担保合同签订并办理质押登记的客观事实存在矛盾,与常理不符。

因此,本案所涉《总合同》、《承兑合同》以及《贷款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已成立并生效。李杰以主合同未成立生效以及无效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来源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与李杰、贵州鑫贵成矿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延伸阅读

有关签章不真实时借款合同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在写作中检索到与该问题相关的最高法院案例及裁判观点,以供读者参考。


1、虽然借款合同上的印章与公司现使用的印章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和签字是真实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持有的公司印章与任职前、免职后的公章是否一致,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将此全部归属于贷款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已超出贷款人合理审查范围。


案例一: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王杰与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王杰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


最高法院认为:“二、关于时任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对外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对一尺水公司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


首先,王杰与一尺水公司、红树林公司、丁磊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还款计划协议》,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王杰与一尺水公司、红树林公司、丁磊、汇荣公司之间设立的民间借贷关系及担保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以上规定,虽然一尺水公司提交的广西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表明,涉案《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委托担保合同》中一尺水公司的印章与一尺水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样本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丁磊的签字是真实的,丁磊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王杰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丁磊的行为代表了一尺水公司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持有的公司印章与任职前、免职后的公章是否一致,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若将此全部归属于贷款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则已超出贷款人合理审查范围,亦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王杰基于对丁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


再次,一尺水公司认为丁磊的涉案行为损害了其利益,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在另案中,一尺水公司已经对丁磊、刘三姐公司、王杰、汇荣公司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南宁中院经审理,作出(2014)南市民二初字第1号判决,判令丁磊向一尺水公司偿还1亿元及该1亿元有关的利息、罚息、担保费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出借人未签字或者并非本人所签,但出借人均按约将款项汇入借款人账户,履行了约定的出借义务,虽然签字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借款合同成立及生效。


案例二: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柱企业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322号]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协议》是否成立生效,以及陈柱、深圳建安公司的责任范围是否应当据此计算的问题。虽然原审认定龙厚玲并未在《借款协议》中签字,刘建华的签字亦非其本人所签,但刘建华、龙厚玲均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金额将款项足额实际汇入刘林生的银行账户,履行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出借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关于“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以及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可知,虽然刘建华、龙厚玲的签字存在瑕疵,但是由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借款,所以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成立及生效。陈柱作为《借款协议》项下还款义务的承担者,应当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因此原审根据《借款协议》约定计算陈柱和深圳建安公司的责任范围,事实依据充分。深圳建安公司主张《借款协议》未成立生效的申请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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